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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做大做强中国信用评级品牌——访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

发布时间:2017-09-25

来源 | 中国金融家     记者 | 郭炎兴

 

“中国需要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分享国际评级话语权,应利用中国影响力推动各国政府、投资人和发行人逐渐降低对国外评级公司的依赖,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力度培育我们本土的民族评级品牌。”

 

日前,央行就信用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发表了公告,中美百日计划中关于向外资评级机构开放国内债券市场的政策正式落地。以穆迪、标普、惠誉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可以独立的身份进入中国债券评级市场,而不仅仅以合资公司的身份开展业务。

国际评级机构真的要来了。境外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最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要分享境内评级机构的市场份额和评级收入。更关键的是,国际评级机构也将围绕对债券定价权的影响力开展竞争。

那么,在外资评级机构进入境内债券评级市场的新形势下,评级行业应如何健康发展?作为唯一一家国有控股评级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树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份额,为债市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近日,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该公司董事长罗光。

 

  

 

加大力度培育本土品牌

 

中国债券评级市场放开境外评级机构准入是计划之内的事。罗光认为,从积极的角度展望,外资进入对有序开放评级市场、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提升评级多元化等将产生积极作用。但外资机构进入,无疑也会使相当一部分现有的评级机构面临全方位冲击。当务之急是做大做强中国信用评级品牌。

“改变国内评级机构在世界评级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这一话题由来已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垄断了全球90%以上评级业务,年评级业务收入至少是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12倍,掌握着全球评级话语权,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与此同时,中国评级机构仍主要服务于评级的监管需求,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有限,更谈不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在评级数据积累、评级技术、人才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目前国内还存在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盲目迷信的现象,对其固有缺陷认识不到位,对其垄断全球评级话语权乃至中国债券市场评级话语权的后果未引起足够重视。罗光认为,中国需要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分享国际评级话语权,应利用中国影响力推动各国政府、投资人和发行人逐渐降低对国外评级公司的依赖,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力度培育我们本土的民族评级品牌。“我们要尽快做大做强,争取早日成为领先的评级机构,分享国际评级话语权,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罗光说。

 

国内评级机构并非毫无优势

 

有业内人士说,目前境内评级市场存在着因恶性竞争带来的评级虚高、多头监管等现象。在采访中,罗光坦言,这都是中国评级行业发展的痛点。不过,他又认为:“关于评级虚高,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评级结果中枢集中在AA及以上的三个信用等级。这是符合中国监管环境和使用习惯的产物,不应简单归结为行业乱象。评级并不是天然只有一把尺子。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符合国情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区分度更高,更有利于投资者发现投资机构。”

当然,评级虚高也有评级机构过度竞争的因素,中国评级市场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亟须推动供给侧改革。罗光表示,在多头监管之下,我国债券市场已经有12家持牌的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从事债券评级业务,数量远超过和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的美国和日本。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外资的强势来袭,国内评级机构并非毫无竞争优势可言。罗光认为,国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理解更为到位,对国内发行人信用风险的特征掌握更为深入,基于区域评级序列的评级结果更符合监管和国内使用者的需求,因而在国内债券市场具有一定优势。

“债券定价权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目前以国内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债券定价权仍主要掌握在国内投资者群体中,以及获得国内投资者群体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手中。”罗光认为,中国债券市场通过QFII和债券通等机制引入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速,国际投资者及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境内发行的债券的定价影响将日趋提升。“对于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而言,要想保留甚至强化自身对债券定价权的影响力,必须加强和国际投资者之间的持续沟通和交流,按照国际投资者的需求提供全球评级序列评级产品,才能获得国际投资者的认可。”罗光说。

 

8月25日,东方金诚与数联铭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评级机构需要政策培育呵护

 

 “评级这个行业尽管很小众,但非常重要,对市场的影响力和杀伤力不能轻视。”罗光告诉记者。举例来说,当一个企业财务状况略有恶化迹象时,如果此时评级机构降低评级,投资者同一时间得知消息,很可能会做出抛售的决定,从而放大了短期内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不过这个企业可能过几个月就缓过劲来了,但过于灵敏的评级调整可能扼杀了该企业复苏的希望。另一方面,如恶化迹象进一步延续,评级机构仍不及时对评级做出调整则有可能损伤评级机构自身的公信力。

“鉴于信用评级话语权对市场的影响力、对金融稳定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形成扶持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做大做强的共识,重点扶持几家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参与国际评级市场竞争。”罗光建议,可以从政策层面推动评级行业的重组,如由国家发改委、央行等有关部门顶层推动,引导评级公司引入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股东,以股东的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提升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提供充足的财务资源,使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确保符合独立性要求。在此方面,有关部门应引导重点扶持的信用评级机构按照全球性信用评级机构的标准,进行全方位改造,首先是实现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每家股东均应是少数股东。

“这也正是东方金诚正在着手做的事情和努力的方向。”罗光表示,东方金诚正酝酿引入战略性股东,形成非控制性股权结构,进而达到国际性信用评级机构的标准。”

“有了规模,还需要高标准引入全球顶尖评级人才,高标准构建全球评级数据库。”罗光介绍,目前信用评级机构仍主要依赖于专家判断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实现相对风险排序。在现有的评级技术下,存在评级覆盖面狭窄,评级周期较长,反应相对滞后等缺陷,因而急需对评级技术实现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愈发普遍,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机器人在金融中介服务领域逐渐崭露头脚,比如德勤已逐步引入了智能机器人从事审计工作,投资领域已出现了智能投顾服务等。

“东方金诚不能坐等大数据颠覆传统的评级技术方法。我们近期与一家大数据企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双方在大数据和评级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在未来的竞争中能破茧成蝶。”

罗光表示,他们与这家企业将共同开发基于企业信用全息画像的大数据信用评级分析技术;同时,双方还将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带来的黄金窗口,共同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企业信用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和评级,以信用风险动态揭示技术为跨国资金融通、贸易和投资提供高质量的信用评级服务。

就政策层面而言,罗光认为应鼓励重点扶持的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跨国并购其他国家信用评级机构。罗光同时也强调,主要经济体评级牌照怎样才能向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对等开放,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获得主要经济体的评级牌照,都需要监管层的支持。

“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应加快打造全球性评级作业网络,提供全球化的评级服务,从而强化全球品牌形象。”罗光认为,尤其是在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如引导中国投资者在实施“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时必须要求被投资对象至少聘用一家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并参考其评级结果。他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推动发起建立“一带一路”信用服务协会,促进信用信息共享,并推动各国提升对该协会相关机构评级结果的使用,逐步摆脱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

罗光还指出,为了支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做强做大,有关部门应出台鼓励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技术开发并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信用评级机构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税费政策。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可设立信用扶持基金的政策,对信用评级机构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开发信用产品、提供信用服务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评级机构的税费,罗光建议,可由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协调,对评级服务收费价格标准,应根据通货膨胀水平以及成本定期予以调整。同时,也应鼓励评级机构开展根据债券发行金额浮动收费的尝试。对于境外信用评级机构而言,在中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当然也需要遵循中国的信用评级服务价格标准。

“我国对信用评级结果的运用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罗光建议,首先,监管目的使用的评级结果必须基于中国评级序列;全球评级序列的评级结果仅供投资者自愿使用和参考。其次,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境内外发行人必须至少获得一家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基于中国评级序列的评级结果,在此基础上方可自愿聘用其他信用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