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  王青  高级分析师  冯琳

首先，货币政策大开大合，直接带动通胀水平大起大落，冲击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影响民生福祉。可以看到，当前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主要不满就集中在通胀水平过高侵蚀居民购买力方面。其次，这还带来美元指数大幅波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外部安全形成较大威胁。这包括汇率大起大落，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等；三是美欧央行在大幅降息后急剧转向猛烈加息，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下降，长期而言会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会迫使企业和金融机构拿出更多成本进行风险对冲。

   2000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在有效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未出现物价水平大起大落现象。这与2022以来美欧高通胀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认为，2023年我国物价水平处于低位，特别是2023年下半年CPI同比多次出现负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猪周期”处于价格探底阶段。可以看到，2023年7月以来猪肉价格同比跌幅介于-31.8%至-17.9%之间，对同期CPI影响较大。二是2023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下行，加之上年同期价格基数偏高，全年价格平均水平同比大幅下降16.0%左右。这不仅直接下拉国内PPI涨幅，而且通过水电燃料、交通燃油价格等向国内CPI传导。这是2023年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超预期下跌，对中国价格水平影响的一个直接体现。另外，美欧通胀水平快速下行，也不可避免地在通胀预期等方面对国内物价走势形成一定影响。三是2023年房地产低迷，居民消费不旺，有效需求不足，也对整体物价走势带来了较大影响。

首先，在物价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要引导信贷规模合理增长，提振消费和投资需求。在一定阶段内，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速可适度高于实际GDP增速与目标通胀水平之和。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违背“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的基本原则，而是货币政策在特定时期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具体体现。

其次，要加大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这对提振消费信心、改善社会预期有直接作用。

三是要强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在地方财政部门加大消费券、消费补贴发放力度，商务管理部门着力改善消费环境、拓展消费场景的同时，金融机构要有效满足居民消费融资需求，并由此形成促消费的政策合力。这不仅在短期内能够取得较好的逆周期调节效果，而且长期来看符合我国经济转型的大方向，有助于加快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展望2024年，在房地产行业低迷对居民消费信心影响趋于减弱，“猪周期”转入价格上升阶段，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有望回稳、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下行幅度放缓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国内CPI同比中枢有望从2023年的0.2%回升至1.3%左右，通缩风险进一步弱化。其中，受基数等因素影响，2024年1月CPI同比或仍为-0.1%左右，降幅将较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从2月开始，CPI同比将恢复正增长，年底增速有望达到2.0%左右。整体上看，2024年物价水平将处于温和偏低状态。这将为货币政策灵活调整提供较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