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  王青  高级分析师  冯琳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始终保持较快步伐。特别是近期出台了包括取消银行、证券、人身险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措施，引发广泛关注。去年渣打证券成为首家新设的外商独资证券公司，此前已有两家由外资参股变更为外商独资的证券公司，分别为高盛高华证券和摩根大通证券。另外，近年来“债券通”“沪深港通”等金融基础设施运行良好，国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这有效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改善了国内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我们认为，下一步的重点是逐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也就是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扩大开放。这是比放宽跨境资金流动更高水平的开放，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拓展业务空间；同时，这也会进一步丰富国内企业的融资来源；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与国际同行的平等竞争中，能够切实提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队伍的实力，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最终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国内实体经济的能力。

历史表明，“中国制造”在开放竞争中崛起，下一步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中国服务”也要走上一条“开放竞争”之路。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在优化跨境金融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点。之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更早的拉美债务危机，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风险事件。

  怎样在加大金融开放过程中有效地控制、化解金融风险？我们认为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处理好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坚持相互协调、稳步推进的原则。

具体而言，未来随着经常账户出现逆差的可能性上升，以及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平衡受“热钱”进出而波动加大，我国需要更加重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对国内金融稳定及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把握好金融市场开放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重点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控和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监测，构建多元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2万亿至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规模。二是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注重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及金融体系稳健性水平相匹配。三是国内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兼顾内外平衡，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市场化汇率机制对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最后，要持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保持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平衡发展。这也是吸取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教训后，东南亚国家能够较好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条重要经验。